虽然这次罢工失败，但中国共产党人强烈地认识到：我们自‘二七以后更感觉着自由是我们的第二生命。
2．法学硕士教育中的宪法课程。随着法治建设的发展，部分核心课程内容有一些调整，但宪法课程并没有变化。
151905年伍廷芳、沈家本奏请开设京师法律学堂，其中列举了京师大学堂法律学门所开设的课程中，包括了各国宪法:查大学堂章程内法律学门所列科目，其主课为法律原理学、大清律例要义、中国历代刑律、中国古今历代法制考、东西各国法制比较、各国宪法、各国民法及民事诉讼法、各国刑法及刑事诉讼法、各国商法、交涉法、泰西各国法。4．开设国法课程的法政学堂: 直隶法政学堂、江苏法政学堂、直隶法律学堂、浙江法政学堂、贵州法政学堂、江西法政学堂。3．宪法教育恢复阶段(1978年以后)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中央提出恢复法律系，培养司法人才的要求。16《修订法律大臣伍、沈会奏请专设法律学堂折》，载《东方杂志》1905年第8期，第174页。1．法学本科教育中的宪法课程。
1910年，私立浙江法政学校作为第一所私立大学成立，适应法政人才需才孔多的形势，形成了不同于公立大学的教学特点。《拟设宪政学堂》(《直隶教育杂志》1907年第11期)，闻直督袁宫保拟在天津设立宪政学堂一所，专研究各国宪法及各国议院办法，内容系分三班，第一班为招道台知府肄业，第二班为招知州知县肄业，第三班为招候选等官肄业。主观权利推定的证成方式，也凸显出其对受国家保护作为主观权利的证成力度。
依赖人性尊严条款证成具体基本权利保护，不可避免地会缩小基本权利保护范围。如果私人关系中不具有公共性因素，此时仅涉及民事权利的国家保护，而与基本权利的国家保护无关。在功能上，禁止保护不足原则具有明显的行动命令特征，其对国家提出积极行动要求，设定国家不作为的底线，而禁止过度原则具有强烈的防卫、防御性格，因此它是设下国家行动的界限。以上分析尚属基于对我国宪法文本的解释而作出的理论推断。
例如，在大学组织案判决中，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指出：基本权利的客观价值秩序，确立了立法机关对大学作为一个尽可能公正的学术组织负有保障义务。在公私法二元框架下，宪法属于公法，宪法上的权利称为基本权利。
尤其在当代风险社会，科技发展所带来的风险具有潜在性和不确定性，立法保护的持续性显得尤为重要。[viii] Vgl. Ernst-Wolfgang Böckenförde, Grundrechte als Grundsatznormen. Zur gegenwärtigen Lage der Grundrechtsdogmatik, in: Der Staat 29(1990), S.24 ff. [ix] [德]Christian Starck：《法学、宪法法院审判权与基本权利》，杨子慧等译，元照出版公司2006年版，第432页。摘要: 客观价值论国家保护义务,是目前我国学界普遍遵循的基本权利国家保护义务理论范式。[i]在理论普及阶段（2009年至今），该理论主要在部门法层面被用作理论工具分析人身保护、劳动保护、信息保护等具体问题。
当权利人要求义务人为特定行为时，义务人就相对于权利人负有实施该行为的义务，这种关系性义务与内容相同的主观权利是同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其中一方面可以从另一方面中推出。它们是民众对抗国家的防御权。相较于其他主观权利论的证成路径，这一路径也具有较大优势。但是，这一理论也陷入了新的困境之中。
[xliv]参见前引[1]，张翔文，第30页。[xlv] 《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第47页。
在基本权利国家保护义务的理论引进阶段，有学者就曾提出国家保护义务功能也可以理解为基本权利针对私人的‘防御权功能，并将宪法中含有不受侵犯字样的基本权利条款列为国家保护义务的宪法依据。[xxiii] [德]H.科殷：《法哲学》，林荣远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61页。
但是，这些对公法和私法、基本权利和民事权利的区分更多具有形式意义，很难说收到了预期效果，反而带来诸多问题。其次，尊严核心是一个高度模糊的概念，很容易成为忽视基本权利国家保护的借口。对于一个履行国家保护义务的行为，只有通过了禁止保护不足原则三个子原则的依次检测，才具备合宪性。法院在说明三种推导方式之间的关系时，使用了可以也可以的表述，表明三种推导方式是并列关系，客观价值秩序推导路径是多条路径之一，而非唯一路径。前引[1]，陈征文，第56页。再次，由人性尊严证成基本权利国家保护义务，意味着在确定基本权利保护事项时人性尊严条款会经常性出场，这容易将作为宪法最高价值的人性尊严淹没于琐碎的具体事项之中，造成消解人性尊严神圣性的不利后果。
实证法层面的基本权利国家保护义务证成需要从宪法文本出发，受宪法文本约束，好比带着镣铐跳舞。第一，缺乏宪法文本基础。
所谓双重约束，是指国家保护义务的履行应同时遵循防御权和受保护权的要求，不能顾此失彼。如果这一道理成立，在围绕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条款建构基本权利国家保护义务时，基本权利的客观价值就是一个可有可无的理论预设。
这一范围以外的国家保护义务，不具有主观权利属性，而须纳入客观法义务的范畴。适当性原则是指保护措施的选择有助于实现保护目的，有效性原则是指所选择的保护措施符合最低限度有效性，均衡性原则是指最低限度保护措施所实现的利益和对第三人带来的损害保持均衡。
这种来自禁止保护不足原则和禁止过度原则的双重要求，使得国家最低有效保护与最小伤害干预之间出现了一定幅度的空白地带，该空白地带便构成立法机关可以自由选择的空间。[xxxix]参见[德]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童世骏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316页。[vi] [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20页。上述三种模式中，第一种模式对于客观价值秩序理论具有高度依赖性，客观价值秩序是国家保护义务的唯一根据。
这一被称为公法领域产生卓越精神成就的法释义学发现，[iv]为拓展国家义务的方式和范围奠定了基础，催生了包括国家保护义务在内的基本权利多重内涵，丰富了基本权利理论。尊重，意指免于强制和干预，宪法规定国家尊重人权即确定了国家的消极不作为义务。
[xxxii] BVerfGE 77,170,214. [xxxiii] Vgl. Jürgen Schwabe, Probleme der Grundrechtsdogmatik,2.unver. Aufl., Hamburg,1997, S.213 ff. [xxxiv]参见前引[26]，Alexy书，第306页。就这一目标的实现而言，从主观权利基点推导国家保护义务，相对于从客观价值基点的推导更具优势，[xxvi]其不仅伴随着与国家义务履行相对应的请求权和事后救济，还可化解客观价值论国家保护义务的上述困境。
此后的一些判决似乎意识到这一问题，有意弥补这一漏洞。当然，即使私人关系中具有公共性因素，也并不意味着一方私主体可以向另一方私主体主张基本权利，与受保护权对应的是国家的保护义务，相应的基本权利只能通过向国家主张受保护权来加以实现。
无论抽象行政保护还是具体行政保护，对受害人的保护必然伴随对加害人的干预，故保护行政和干预行政总是相伴而生。[ix]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在判决中指出：各项基本权利最重要的是要保障个人自由免于公权力侵害。防御权是确定性权利，而受保护权只处于推定或初显权利的层次。如果说人性尊严条款证成路径在我国尚存规范基础方面的疑问，基于防御权的证成路径在规范基础上则没有任何障碍。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国宪法第33条第3款与德国基本法第1条第1款具有同构性。当宪法法院将吕特案纳入宪法诉愿案件受理并裁判时，保护义务事实上已经发生了从客观价值向主观权利的转变。
[xxxix]尽管阿列克西对规范作出了规则和原则的区分，但从其强调基本权利作为最佳化命令的原则来看，他所说的原则一定程度上已经脱离了规范的属性，而更亲和于纯粹的价值。在三角关系中，私人间的权利关系是民事权利关系而非基本权利关系，国家保护某私主体的权利免受其他私主体侵害，受国家保护的私主体的权利一般应当被认定为民事权利而非基本权利。
[xlviii]这一论断是在实证法意义上对法律的阐释。该判决之争点在于国家负有保护个人免于受到第三人侵害之义务。
